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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温暖与底层自尊的呼唤与表达:关于尹学芸
发表时间:2020-01-26

  最近若干年,倘若从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内在的思想艺术品质,真正首屈一指的一位代表性作家,当属“大器晚成”的尹学芸无疑。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这一奖项的获得,不管怎么说都称得上是众望所归。在我看来,由于有这些年来数量足称丰富的一系列优秀小说文本做坚实的支撑,断言尹学芸乃是一位对中篇小说写作特别有心得的中篇小说“圣手”,恐怕也是能够得到文学界同仁普遍认可的一个结论。实际上,也正是从如此一种实情出发,我才曾经在一篇专论中对她的中篇小说创作做出过这样的高度评价:“难能可贵处在于,密切关注透视社会现实生活的同时,尹学芸竟然奇迹般地保持着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准。虽然很难说篇篇皆属精品,但相对来说却都在水平线之上。只要是对小说创作稍有了解的朋友,就都知道,要想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更认真地阅读考量尹学芸的这些小说作品,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发现,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到的题材跨领域这一特点之外,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上,作家也基本上做到了一篇有一篇的作法。大约一百年前,茅盾在一篇谈论鲁迅小说集《呐喊》的文章《读呐喊》中曾经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在这里,我们也不妨借助于茅盾的说法,说尹学芸也是一位创造运用‘新形式’的先锋。归根结底,一个写作量如此巨大的作家,竟然能够从题材到艺术形式都做到一篇一个模样,的确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小说写作严重同质化时代的某种奇迹。”①令人欣喜处在于,在拥有足够丰富的中篇小说写作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擅长于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尹学芸,终于开始有勇气尝试文体转型,开始涉足到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这种努力的具体成果,就是这部《菜根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的正式出版。也因此,我们这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于作家的小说文体转型,究竟应该做出怎样的一种评价。换言之,本文所要集中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尹学芸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菜根谣》做一种尽可能切合于文本实际的理解与评价。

  阅读《菜根谣》,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尹学芸对一种双重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特别设定。第一重,当然也是最主要的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位名叫冯诺的下岗工人。这位冯诺,既深度介入故事,同时却也承担着小说的主体叙事功能。线索性人物伶俐也即崔厚容意外失踪后,围绕这一失踪事件所生发出来的小说主体故事,全都是由冯诺叙述完成的。但就在我们误以为整部小说将在冯诺一个人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完成的时候,在整个小说差不多已经进行到四分之一篇幅的时候,也就在第99页,我们却不期然地发现了另外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存在。是的,只要是熟悉尹学芸小说创作的朋友都可能会猜想到,这位在不期然间猛然现身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就是那个名叫王云丫的文字工作者。在这个篇幅不长的段落里,“我”也即王云丫在简单交代自己与冯诺关系的同时,更主要地还是要牵引出与伶俐意外失踪紧密相关的一条线索。首先,是王云丫和冯诺之间的关系:“我和冯诺是朋友,但我不认识伶俐。”“我还对冯诺说了许多话,一个电话整整打了四十分钟。”“我不能再说什么或再做什么了。否则,读者就会把我当成冯诺。何况我的任务不是站在这里说伶俐的事,我是来搜集民间文学资料的。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正在计划写一本书。”“冯诺在做冯诺的事,我在做我的事。我们基本各不相干。”一方面,王云丫与冯诺肯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否则也不至于一个电话就打整整的四十分钟,但在另一方面,正如王云丫自己所强调的,小说中最重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冯诺,而不是自己,自己绝不能喧宾夺主,去抢冯诺的重头戏。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是第二重的次要第一人称叙述者,但王云丫的存在却并非可有可无。从根本上说,我们所读到的《菜根谣》这一文本的第一个层次的叙述者,是王云丫,而不是冯诺。唯有通过王云丫的转述,我们方才能够对冯诺所叙述的小说主体内容有直观的了解和把握。

  事实上,唯其因为王云丫是一位次要叙述者,所以,她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非常有限。除了两次直接现身之外,还有一次只是隐隐约约地被冯诺有所提及。具体来说,她的第二次直接现身,出现在第284页。而被冯诺隐隐约约提及,则是在更稍后一些的第299页:“请原谅我不能把我的那位朋友介绍给你,她一直在暗处,关注着我和我的事情。有朝一日她会走到前台来,你会在一个适当的机会认识她。但眼下她又返回了那座叫碗儿的村庄,听那里的山民背着筐来讲述民间故事,听叶梅林讲隆盛楼,听李迈讲那头牛。我的朋友就是做那种工作的人。她对所有的故事感兴趣。”只要与王云丫的自述略加对照,我们即不难确认,冯诺这段话里所说的那位朋友,无疑不是别人,正是另一重叙述者王云丫。正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过的,借由王云丫的叙述,尹学芸所给出的,正是与伶俐失踪紧密相关的一条重要线索。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王云丫与一位本来素不相识的放牛老汉无意间的谈话,我们,自然也包括另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冯诺,方才得以了解到,伶俐失踪前最后接触的那个人,是在银行当保安的张生:“我明明知道这件事对冯诺肯定没有什么帮助,还是忍不住跳了出来,给冯诺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冯诺,我是王云丫。我在山上认识了一个放牛的老人,他说银行有一个叫张生的保安,自称在伶俐失踪前与她说过话。”等到第二次现身的时候,王云丫提供给冯诺的,就是伶俐失踪一案侦破过程中的另一个关键性环节。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王云丫的叙述,我们方才得以了解到,正是那位名叫李迈的放牛老人,无意间发现了伶俐被害后的遗体;“那天李迈放牛却没有回来。我不具体告诉你是哪一天,因为你肯定知道。”那天晚上,一直到很晚了,李迈才回家。而我们,包括也第二重叙述者王云丫,也只有通过李迈的自述,方才了解到他不仅到自己原来曾经住过的房岔子那里去转了一圈,而且还在那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女尸:“他去看了那眼井,你知道他看见了什么吧?是的,他看见了那里面有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枣红色的裙子,身子在井底窝着。一只脚像扬起来一样支在井壁上,皮鞋只在脚趾上套着。他顾不得树上拴着的牛,就迈开大步进城了。他是为了这件事情进的城,直接找公安局报的案。回来时想起他的牛,牛已经被别人牵走了。”是的,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这具被李迈老人无意间发现的女尸,不是别人,正是为冯诺所苦苦寻找而不得的女友伶俐。

  由以上分析可见,虽然只是一位次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但王云丫的存在却并非可有可无。一方面,王云丫的存在固然是为了最终巧妙地给出伶俐失踪之谜的结局,但在另一方面,借助于这样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人物形象,尹学芸给出的,却更是带有明显一贯性色彩的尹学芸元素。那么,我们这里所谓的尹学芸元素,其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呢?简单说来,也不过是两点。其一,小说不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而且其中的一位叙述者还名叫王云丫。其二,从故事空间的角度来说,《菜根谣》的故事依然是罕村与埙城。虽然不是全部,但只要是熟悉尹学芸小说的朋友,就都知道,她很多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正是罕村与埙城这两个地方。也因此,尽管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只要看到王云丫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而存在,只要看到罕村与埙城这两个地名,我们即可以确认,这部作品的作者不是别人,肯定是那位曾经以一部《李海叔叔》而荣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天津作家尹学芸。

  尽管说第二重叙述者王云丫的存在非常必要,但从根本上说,《菜根谣》中最重要的叙述者,也还只能是那位深度介入到故事之中,其自身就是小说中不容忽却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的冯诺。从表面上看,由冯诺作为主要叙述者所叙述的主体故事架构,是女友伶俐意外失踪后,与她从小一起长大,真正可谓是情同手足的冯诺,如何千方百计地探寻究竟的过程。尹学芸设定的如此一种叙事架构,其实带有特色非常鲜明的罪案小说意味。伶俐为什么会失踪?假如伶俐的失踪乃是他杀的结果,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更进一步说,这位凶手到底是她哪位身为中学教师的丈夫陈文化,抑或还是另有其人?所有的这一切疑问,一方面固然构成了小说中冯诺探寻行动的基本动力,但从艺术表达的层面来说,却也很明显地构成了一种对读者颇具吸引力的艺术悬念。倘若按照先锋小说那样一种现象学意味非常突出的“悬置”式艺术手段,那么,《菜根谣》将会把这样一种悬疑一直保持到小说叙事彻底结束。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一直到小说结束为止,尹学芸都不会告诉我们究竟谁是凶手。但在文本中,尹学芸所实际采用的,却并不是先锋小说的这种处理方式。她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方面,明确交代永泰集团的总经理袁仲和就是谋杀伶俐的主谋,交代夏刚也被卷入到了这场凶杀案之中,但在另一方面,身为永泰集团堂堂的总经理,袁仲和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伶俐置于死地方才罢休,作家对此却并没有做出更加详细具体的交代。事实上,也正是尹学芸的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把《菜根谣》与一般意义上的罪案悬疑小说,划清了明确的界限。究其根本,与其说《菜根谣》是一部罪案悬疑小说,反倒不如说是一部社会小说。尹学芸之所以要对凶杀案的真正原因忽略不计,乃因为作家的着眼点并不在此。正如同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一样,尹学芸的这部《菜根谣》,其实也是要借助于所谓罪案悬疑小说的外壳,成功地传达表现作家某种隐在的社会现实关切。

  那么,借助于如此一种罪案悬疑小说的外壳,尹学芸意欲实现的叙事意图究竟是什么呢?以我愚见,作家的叙事意图其实带有突出的一箭双雕色彩。具而言之,一方面是对人性温暖的呼唤,另一方面则是对底层人性尊严的表达。首先,是对于人性温暖的强力呼唤。这一点,集中通过冯诺不管不顾地寻找伶俐下落的“疯狂行为”而表现出来。身为冯诺的闺蜜好友,伶俐并不经常给她打电话:“伶俐不常给我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不是因为有事。有事就好了,三言两语说完,各忙各的,多好。伶俐却没有什么事,好像也没有什么话……我从不敷衍别人,但我得敷衍伶俐。有关我什么时候回罕村的事伶俐每次都要问。我怀疑,问这句话才是伶俐的最终目的。我等着。”一般人都是有事才会打电话,但伶俐的打电话却不是因为有事。但如果说没有事,其实也不对。她所有的电话,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实际上是自己的故乡罕村。她所有的电话意图,都是要从冯诺这里了解有关罕村的情况。罕村明明是自己的故乡,自己不回去,反倒要从闺蜜好友冯诺这里了解故乡的情况,通过如此一种不合乎常理的表现,尹学芸所真切揭示出的,正是伶俐内心深处无法摆脱的一种心理情结。却原来,伶俐只有三个月的时候,生母就不幸去世了。虽然依照冯诺的说法,继母对她并不赖,但或许与生母过早去世后所形成的某种孤僻心理有关,六合宝典全年资料,到了伶俐这里,却无论如何都说不下个继母的好。不仅如此,到后来,大约是因为毫无征兆地与陈文化很快结婚的缘故,伶俐干脆与父亲、继母彻底闹翻了。那一次,自以为还可以管束成年女儿的崔叔,“怒气冲冲地找到了伶俐,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那些话是当着陈文化的面说的,让伶俐恨不得一头撞死。崔叔是一个又耿直又倔强的人,说话从来不知道留余地。结果那次争吵伤透了伶俐的心,从此她连家都不回。”就这样,从初始结婚一直到意外失踪为止,如父亲一般生性倔强的伶俐,都没有再回过一次罕村,见过一次父亲和继母。关键的问题是,虽然伶俐拒绝回罕村,但她的内心深处却又无法舍却罕村。唯其因为如此,所以,她才会时不时地给冯诺打电话,好通过冯诺这样一个理想的中介而对罕村,对家里的情况有所了解。一方面,义无反顾地拒绝回家,另一方面,却不仅情不自禁地总是要通过冯诺了解罕村的情况,而且还一直坚持给正在求学的弟弟以定期的钱财资助,如此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形,所充分说明的,正是伶俐内心深处对于故乡一种简直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情结。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恐怕都得承认,伶俐如此一种心理情结的生成,与她幼年时的过早丧母,以至于从根本上失去了母爱的亲情呵护,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

  大约也正因为对打小一块长大的伶俐有着太多的理解与体谅,所以,自诩为从来也不肯敷衍别人的冯诺,方才总是要不惜委曲求全地敷衍伶俐的电话。事实上,冯诺之所以能够如此这般宽容大度地理解和体谅伶俐,与她们俩幼年时的形影不离紧密相关:“我和伶俐从娘胎出来就在一起,我们住前后院,我比她大三个月。大这三个月非常紧要,伶俐出生的时候我都会笑了,当然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伶俐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她妈忽然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伶俐就在我家炕头占了一块位置,但没吃过我妈的奶。”“我们许多年形影不离。我们在一块基本上就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吵架。”尽管她们俩之间可以闹腾个死去活来,然而,一旦有外力介入,她们俩却马上就可以同仇敌忾地一致对外。毫无疑问,冯诺与伶俐之间那样一种深厚感情的生成,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打打闹闹的基础之上的。唯其因为她们俩之间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所以,在骤然间获知伶俐失踪的消息的时候,冯诺的反应才会是那样的激烈:“我心里难受死了,鼻子一酸,眼泪差点落下来。”“我关了电视,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脑子里瞬间就有了许多想法。在外留宿?遭遇绑架?乐不思蜀?都有可能又都没可能。如果时间只是过去了十二个小时,事情就好解释。可过去的是二十四个小时,想解释通了都难。我在焦灼和等待中看着石英钟的时针跳过了零时,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2月16日了,伶俐的失踪时间掐头去尾已经是第三天了。”只有在伶俐毫无征兆地意外失踪之后,冯诺方才突然意识到,这位打小一起长大的女友在自己的心里其实占有着一种简直就是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出了学校我就不是史沙沙的家长而是冯诺。比这更让我焦虑的一件事是我儿时的伙伴伶俐失踪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心疼她,心疼伶俐。也许就是从昨天晚上,我突然想通了伶俐给我和史大鹏分别打电话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原因,她希望我得到一束花。我们都是喜欢花的人,而且都有浪漫情结。我突然懂了我们许多年的生疏其实都是表象,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永远是相通的,想剔都剔不掉。”也正因为如此,冯诺才会对方静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崔厚容(也即伶俐),我了解她就像了解我自己。”究其根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冯诺对伶俐下落那样一种恐怕只能够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称之的“疯狂”追寻行为,正是建立在如此一种异乎寻常的深厚感情基础之上的。

  很大程度上,正是冯诺不管不顾的坚持寻找伶俐的行为,使她不期然间成为了埙城的名人:“我在埙城肯定成了名人,当我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早出晚归时,许多人都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他们还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连我的邻居都改变了跟我打招呼的方式。看见我回来,他们说:‘找着了没有?’神情到语气都是不屑。我从来不正面回答。他们不配得到我的回答。我寻找伶俐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他们不懂。”人都说“感天动地窦娥冤”,我只想说“感天动地冯诺情”。是的,尹学芸这部长篇小说意欲表达的思想主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通过冯诺对伶俐不管不顾的寻找行为而体现出来。尤其是当冯诺把自己的寻找行为上升到“一种信念”的高度的时候,作家那样一种强烈针砭时弊的批判动机自然也就凸显无疑了。要想充分地理解冯诺如此一种执著寻找行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想,我们必须把她的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比较。比如,伶俐的丈夫陈文化。虽然说伶俐与陈文化之间的夫妻感情存在问题,但无论如何,当身为闺蜜女友的冯诺千方百计地搜寻着伶俐踪迹的时候,她的丈夫陈文化绝不应该袖手旁观。再比如,冯诺的其他那些同事们,虽然在事发之后,这些同事也曾经陪着冯诺一起有过一天的寻找时间,但遗憾处在于,仅仅只是坚持了一天的时间,他们就马上偃旗息鼓了。明明是出乎于亲情的一种寻找行为,但在周围人们的眼光里看来,却是一种不可理喻的不正常行为。所谓“指指点点”,所谓“窃窃私语”,所谓“不屑”,这些语词所传达出的,正是冯诺与周围普通民众之间不无巨大的精神隔膜。事实上,也只有在如此一种对比鲜明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冯诺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感悟:“我不懂得什么叫唯美,但我懂得生活。生活就是这样,表面是打碎的台灯,可它柔和的光亮在暗处隐藏着,你轻轻启动它的开关,你眼前的一切就都亮了。生活就是这么回事。”“有些人总生活在黑暗中,就是因为不知道台灯的开关在哪里。或者知道在哪里却不会启动,或者知道如何启动却非要与自己或别人较劲儿。所以黑暗并不是像黑夜一样必须来临,你能用一盏灯照亮你自己。”从表面上来看,冯诺的这些叙事话语在文本中的出现多少显得有点突兀,但只要把这些略显抽象的议论性话语与冯诺自己坚持不懈的寻找行为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不难理解到,其实,冯诺自己执著的寻找行为,正可以被看作是生活中足以逼退黑暗的光亮。质言之,能够彻底逼退人性冷漠的精神光亮,正是在冯诺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所充分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人性的亲情温暖。

  但千万请注意,《菜根谣》中,尹学芸在倾注心力地叙写伶俐意外失踪后,冯诺那样一种不管不顾的执著寻找行为的同时,却也把很大一部分篇幅用来书写如同冯诺这样一批下岗工人的生存图景。也因此,如果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看,冯诺对伶俐下落的执著寻找,与下岗工人的艰难生存图景,恰好可以被理解为整部长篇小说时有交叉的两条结构线索。更进一步说,作家对底层人群人格自尊的表现这一主题意向,正是通过这一条结构线索的描写方才得以充分凸显的。冯诺与伶俐她们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工厂,原来叫永兴饲料厂,后来改名为永兴饲料公司,再后来,又改名为永兴集团公司。然而,也正是在工厂看似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中,却也在不期然间埋藏下了衰落倒闭的种子:“我们做的饲料连人都能吃,真的,不骗你。我们公司的好几个经理都是吃我们公司的饲料长胖的,这谁都知道。他们刚来公司的时候都是又瘦又干的,过了几年,都是腰也粗了,脸也鼓了。有个经理有麻子,连麻子坑都长平了。”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去吃饲料。在这里,尹学芸通过如此一种不无戏谑与夸张色彩的形象笔触,所真切揭示出的,正是由于这些经理们可谓肆无忌惮的贪腐行为,才使得工厂最终落到了只能被迫关门停业的悲催地步。既然工厂被迫关门停业,那包括冯诺在内的工人们所面对的,就只能是万般无奈的下岗命运了。就这样,通过充满戏谑性的叙事话语,尹学芸看似无意地真切揭示出致使工厂倒闭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任经理的贪腐行为,并将批判矛头尖锐地指向了潜隐于历任经理背后的体制性因素。不是说这样一种批判性的描写没有意义,而是说当下时代的文坛,类似的作品已经屡见不鲜,唯其因为如此,所以,到了这部《菜根谣》中,尹学芸才会独辟蹊径地把描写的重心转向那些下岗工人,集中聚焦展示这些下岗工人面对残酷下岗现实时的各种不同应对方式。

  面对着被迫下岗这样一种残酷现实,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再就业者有之,比如在永泰集团谋取了财务管理职位的伶俐,三天两头地变换依赖对象出卖自身姿色者有之,比如那位性格颇有些轻佻的戴月月,但更多的,恐怕却是如同徐姐和宋桂英那样的怨天忧人者,因为没有能力再就业,她们便只能勉力地挣扎在生存线上。宋桂英之所以要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冯诺的丈夫史大鹏谋取一份新的职业,正是因为生计着实没有依托的缘故。与以上各位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冯诺。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承认,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其实这部《菜根谣》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承担着最主要叙事功能的下岗工人冯诺。作家之所以非得在冯诺这样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外,再设置王云丫这样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以我愚见,在冯诺身上所充分体现出来的,正是尹学芸对于底层民众一种带有明显理想化色彩的艺术想象。

  具体来说,冯诺身上的人格自尊与精神高贵,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在闺蜜好友伶俐意外失踪后那样一种坚持不懈的寻找行为,关于这一点,以及潜隐于其中的对亲情温暖的强烈召唤意味,我们在前面已经做出过详尽的论述分析,此处不赘。其二,是她面对女儿史沙沙时那样一种特别重然诺的平等意识。冯诺的平等意识,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女儿史沙沙竟然可以直呼其名地与她进行各种交流。至于重然诺,则集中体现在她帮助女儿她们保护校园里的流苏树这一细节之中。那一次,依照史沙沙的说法,是他们班所有同学的家长都已经约定好要一起到学校去声援保卫流苏树的孩子们。没想到,到头来,如约来到校园的,却只有她这样一位身为下岗工人的家长。既然已经来到了校园,面对着女儿那充满殷切期待的眼神,冯诺决定不管成败与否都要找校长去谈一谈。幸运处在于,这位力主要伐掉流苏树的校长,恰好是丈夫史大鹏曾经的同学范玉成。依凭这种关系,这棵北方稀见的流苏树终于得以保存下来。虽然说流苏树最后的得以保存带有明显的侥幸意味,但冯诺的重然诺行为中所蕴含的那种精神高贵,却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其三,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却是冯诺被迫下岗后的从容镇定与不卑不亢。虽然说由于丈夫史大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缘故,被迫下岗后的冯诺,不需要如同宋桂英她们一样挣扎在生存线上,但她那样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尊却依然读来让我们动容。这一方面,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首先,是冯诺面对史大鹏的一番表白:“史大鹏,我不出去工作不是我不想出去,是你虚荣心强,不让我出去。你说我过的什么日子?是吃山珍海味了,还是穿绫罗绸缎了?六年我花了你多少钱你知道吗?我没买过一双鞋,护肤品我和沙沙一样都使儿童霜。我没买过一件正儿八经的衣服,我穿的内裤都打了补丁。你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下岗后的节俭度日,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冯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尊。其次,是与女儿史沙沙的一个深度交流:“我说沙沙,你那天指责我是下岗工人我很难过。知道我为什么难过吗?沙沙说没人发你工资。我说沙沙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工厂黄了,可我可以去做推销员,可以去卖菜,可以做好多事把工资挣回来。我之所以没出去不是不想出去,是你爸爸不让去。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去吗?沙沙说嫌你的工作不体面。我噎住了,沙沙什么时候成了人精,对付她我已经有点费力了。”更进一步地,冯诺特别强调:“沙沙,下岗不是我的错。我向你保证我在工厂的时候是个好工人。我认认真真地做人,规规矩矩做事。既不迟到也不早退,从不顺手牵羊偷厂里的东西,爱护公物财物。可工厂并不因为我是好工人就效益好,就不停产。所以我下岗我不脸红,你也没有必要替我脸红。而且我也要为自己说一句话,下岗不下岗很大程度都与机遇有关,并不是每一个下岗的人都低人一等。”或许与我们置身于一个过分看重成功的国度有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不由分说地把下岗理解为无能、窝囊的代名词。既然无能、窝囊,那下岗者人前总是抬不起头来的低人一等,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冯诺的难能可贵处在于,她在强力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同时,也把这种人格尊严意识传递给了自己尚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女儿史沙沙。第三,冯诺的难能可贵处在于,她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还真的就把自己的理念落实到了具体实在的行动之中。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她面临第二次上岗机会的时候。由于有外资的注入,冯诺她们曾经供职的永兴集团公司准备重新开业,需要把原来的职工召回二分之一。这样一来,到底谁才应该重新上岗,也就成了一个大家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本来,无论是年龄优势,还是个人的能力,都轮不到冯诺下岗。但出于多年兄弟姐妹情谊的考量,她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样一个重新上岗的机会。这样一种行为,所充分彰显出的,依然是她内在的那种精神高贵品质。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在毅然放弃了重新上岗机会的同时,冯诺竟然主动选择了清扫大街这样一个一贯被世人歧视的职业。我们注意到,作家尹学芸曾经这样描写冯诺扫大街的情形:“我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我喜欢这种工作状态,一段路只交给我一个人负责,干好干赖都是我自己的。我会力争把它干到最好,把那段路当成我家客厅。没有人知道我这种积极工作的动力从何而来。我喜欢每一个清晨,喜欢清晨和煦的风,喜欢风中那隐隐约约传来的风铃声。”说实在话,我们也大约只有在尹学芸的笔端,才能够读到如此一种极富尊严意味的扫大街情形的描写段落。借助于这样一种多少带有一些诗性色彩的扫大街举动的描写,尹学芸意欲表现的,正是下岗工人冯诺身上一种相当罕见的人格自尊意识。下岗并不可耻,下岗者依然可以凭借自身诚实的劳动葆有一份带有精神高贵品质的自我人格尊严。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即不难断定,虽然很难说尹学芸的长篇小说《菜根谣》已经抵达了她的中篇小说的那样一种思想艺术高度,但能够通过一桩意外失踪事件,巧妙地借助于罪案悬疑小说的形式,强力呼唤表达当下时代已经越来越罕见了的亲情温暖与底层人格尊严,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却依然不容低估。

  ①王春林《复杂社会现实的多维审视——尹学芸中篇小说论》,载《广州文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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